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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7章（第1页）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召集文艺干部开座谈会，讲要提倡作家的感情同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感情挂起钩来，同时代精神挂起钩来，反映人民创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实践。这次讲话主调是好的，缺点是没有提醒文艺工作者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

九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常委讲话的学习和执行，使作协四大后的混乱情况有所收敛。各级党委两个文明一起抓，形势越来越好。

到了同年十二月，思想界、理论界的情况，又开始发生变化。中宣部的王惠德、理夫同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北京连续召开几次老年、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很多是好同志。可是发言的多半程度不同地欣赏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言中也提出一些问题、意见，也值得研究，值得考虑。但欣赏或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言，主要讲的就是不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赞成反对精神污染。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王若水既参加了老年理论工作者的会，又参加了青年理论工作者的会，两个会都让他发表了长篇讲话。我把两个会上经过王惠德、理夫整理的发言记录送启立同志并请转报耀邦同志。但是没有引起注意。

一九八六年一月开始，没有限制、没有前提地反复讲宽松、宽容、宽厚，讲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不应成为资产阶级专利品，全部让给人家。有的同志甚至讲，&ldo;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rdo;。有的同志不提四项基本原则，孤立地讲民主、团结、和谐、融洽、理解。上海文化战略讨论，北京的双百方针纪念会，七月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讨论，这样一类的大会小会，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的会，自由串连的会，在很多地方、很多单位开。报刊文章，名人讲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畅行无阻于我们的舆论阵地。如果说，作协四大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主要还只限于思想问题、文艺问题，这次的泛滥就是指向共产党领导，指向社会主义，指向人民民主专政，指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书记处研究室同志把学潮中学生的一些政治主张、理论见解同知名人士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做了对照，从中可以发现，除极反动的口号标语，其它可以说绝大部分来自于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人名言。

在学潮之前，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耀邦同志到了上海，在上海市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讲了一篇话，绝大多数是好意见。可是其中有一段话讲：&ldo;特别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我们搞了一个反精神污染，小平同志现在还背着一个黑锅。&rdo;到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一九八四年一段时间谣言四起的时候，李洪林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切莫谎报军情。社会上谣言说：小平同志二中全会所以讲这么一篇话，是因为邓力群送了一些歪曲事实的材料，搞了鬼，使小平同志上了当。我这里要负责地说明真相。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目，《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周扬同志关于中国全面异化的文章以后，中宣部向书记处写了一个书面报告，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误，并且认为文章公开发表和其中异化问题的内容，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议撤销王若水副总编辑职务，请中顾委找周扬同志谈话，帮助他做出适当的自我批评。书记处讨论，同意这个报告，责成中宣部和胡乔木、邓力群同周扬、王若水、秦川谈话，核对事实，听取意见。我们照做了，又对报告做了修改，第二次报送书记处并常委。事情一直拖着，不予处理。除此以外，二中全会以前，我没有向小平同志提供任何关于周扬同志的材料。

有人说&ldo;精神污染&rdo;这四个字，是小平同志按照我的意见讲的。这也要负责地说清楚事实。一九八三年七、八月，我一直在华北、西北考察，九月六日回到北京，七日上午小平同志找我和龚育之、郑惠、卢之超同志到他那里谈话。他说，前些日子曾交代乔木同志，要乔木同志为他在二中全会讲话做些准备，问准备得怎么样。我请龚、郑汇报情况。他们说了乔木同志的一些设想。小平同志说，不能讲那么多问题，只讲两个问题：一、整党不能走过场；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还详细说了他关于这两个问题想讲的内容。龚、郑二位做了笔记。我在这过程中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小平同志讲二中全会要增加一个议题，做一个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时，我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小平同志说，那好，会后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来做也行。我把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在书记处作了详细传达。整理出来后送小平同志审阅，他还改了两个字。

耀邦同志在上海讲话中为周扬同志抱屈，说他是&ldo;文化大革命&rdo;中吃了苦头的人，二中全会上刮起一阵批周扬的风，他认为很不对。我们在座的同志，在&ldo;文化大革命&rdo;中程度不同地都吃了苦头。就拿耀邦同志说吧。&ldo;文革&rdo;初期天天&ldo;示众&rdo;，在汪东兴当校长的干校里从事那么重的劳动，我听了以后很为他难过。能够说，我们因为当时吃了苦头，后来犯了原则的错误，也不能批评吗？我想，耀邦同志为周扬同志抱屈的这个道理是站不住的。周扬同志的错误是小错误吗？他在他那篇文章中说，我们国家思想上异化了，政治上异化了，经济上异化了，可以说全面异化了。这样的错误，不是原则错误吗？他是中顾委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对他提出批评，也不应该允许吗？各组对他的批评，我从简报中看到，绝大多数都是同志式的。只有一个同志的发言很过头。会后，我就在书记处的会上指出，这个同志的批评很不对。我在二中全会的小组会上有个长篇发言，整理出来有三十七页。其中大部分是列举事实批评王若水同志，只有五页多，就周扬同志文章中一些错误观点提了批评意见。讲到异化问题时，我说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周扬同志观点和王若水同志还是有区别的。周扬同志在全会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会后我传达时，按照简报介绍了他自我批评的内容，随即表示我很高兴周扬同志做了自我批评，并向大家保证，有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还像过去一样把他当作同志中的兄长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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