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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章（第1页）

因为不同意见在党内外以及国内外的散布，自然引起了许多议论、猜测，并由此产生各种谣言。那些不满反对精神污染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发动了全面否定反对精神污染的攻势，执行二中全会方针的同志感到压抑。

八月间我在北戴河报告了耀邦同志，得到他的同意，由贺敬之同志在北京召集五十几位党员文艺工作者骨干讨论五次文代会的。准备工作。在这个会上，赵寻同志发言，说反对精神污染问题在文艺界有很多混乱，原因很多，其中有别有用心分子的挑拨，此外的原因之一是他从印发的材料中看到，中央领导同志说法不一。他引用了对外友协广为印发的耀邦同志同日本外宾的谈话，赵寻同志同时解释说，可能整理得不准确，接着引述了耀邦、紫阳同志批准的外交部表态。冯牧同志把这个情况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反映以后，耀邦同志召集几个人的会，有贺敬之同志参加，对贺提出严厉批评和质问。接着，非党组成员的夏衍同志又受周扬同志委托，在文联召开党组成员及非党组成员连续几次开会，尖锐批评赵寻同志胆大妄为、攻击耀邦同志。这期间，中央组织部还专门派人到文联调查赵寻同志问题。由此造成了文联党组内部的分裂。文艺界、知识界还广泛流传，说贺敬之同志主持的那个会，是背着中央书记处开的，是文艺黑会。接着又把五次文代会筹备组下的报告起草组改组了。我认为，这都是很不正常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耀邦同志等六位书记处成员听取作协四大筹备组汇报。张光年同志问，报告中没写精神污染，怎么样，行不行。又问，报告中写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征求意见时，两位同志不赞成提，究竟留不留。耀邦等同志回答：&ot;小平同志提出理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自己的工作失误主要表现为：第一，把这一口号扩大到全社会；第二，把&39;不能搞精神污染&39;改为&39;清除精神污染&39;；第三，一哄而起，大造声势。因而出现了一些毛病，但是很快就发觉了，纠正了。这次会议不要再提这件事了。&ot;&ot;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创作自由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应保证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不能把创作自由与&39;资产阶级自由化&39;等同起来，因此这次会议也不要再提&39;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39;了。还是提&39;肃清封建主义的余毒，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39;为好。&ot;这是记录整理稿，还讲究了一些分寸，原话就更没有分寸了。也应该说到，耀邦同志还提醒大家，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可是也不要反过来批判，如果反过来批判就很不好了。筹备五次文代会和作协四大期间，大约一年多时间里，根据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组部、中宣部组织人事小组，广泛征取各方面意见，稍微知名一点的党内和党外文艺&39;工作者的意见都征求了，提出了文联、作协两个文艺团体领导班子的初步名单。在上面说的那个十二月二十日的会上夏衍同志问，这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耀邦同志回答：无效性。他还说，群众团体领导人由他们自己去选。并轻率地说，党组也由他们中的党员自己选，报中组部备案就行了。

作协四大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夏衍、张光年同志原来的目的，是想点起火来，烧胡乔木、邓力群、贺敬之。那些搞自由化的人，违反他们的意愿，一起烧了小平同志，也烧了耀邦同志，全面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吴祖光在会上讲，清除精神污染，是共产党的耻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中国人民的耻辱。他们到处散布，说清除精神污染是小&ldo;文革&rdo;，是不搞运动的运动。他们否定对《太阳和人》的错误的批评，否定对《骗子》等作品错误的批评。夏衍同志会后讲，作协四大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刘宾雁到处讲：这次会提出创作自由，是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接着就是离开宪法，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大讲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演出自由、表演自由等等，一时甚嚣尘上。王若望造谣造到小平同志、紫阳同志身上，宣扬不仅要引进资本主义的设备、资金，而且要引进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文化。散会后，各地传达，浙江、甘肃等地这些人大肆活动，说执行二中全会决定，批评精神污染的人是&ot;清污分子&ot;。然后又是各协会代表会的召开。几个重要的协会，会开得乱七八糟，人们说，比资产阶级的议会还糟糕。很多。同志说，这是建国以来文艺界从未出现过的丑闻。当时中宣部有的同志讲，反对精神污染，初期出了一些毛病，很快纠正了，但后来造成的思想混乱，是要长期发生影响的，很难改变过来。

面对这种混乱情况，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讲了一篇好话，即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在正确阐述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做好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队伍问题的同时，阐明了创作自由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不同，又讲了反对精神污染问题，肯定了小平同志二中全会讲话，肯定了反对精神污染原则。讲话又说：&ot;&39;精神污染&39;这个名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39;清除&39;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ot;这里要说到，一九八五年九月、一九八六年九月，小平同志两次找我谈话都说，&ot;精神污染&ot;是他提出来的，既然有人搞精神污染，为什么不能反对。又说，他在二中全会的讲话没什么错，他不收回。一九八五年九月谈话，在座的有林涧青同志。他当时正在帮助耀邦同志起草文件。我曾请他把小平同志谈话整理出来，送常委同志看看。不知道他报告了耀邦同志没有。耀邦同志新闻工作讲话稿，我曾参加修改。当时没想到提醒耀邦同志把这段话报请小平同志审批，这是我应该检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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