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问题上,康和赵是两种路子。康直至去世,仍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他也有担心:即他们这一代‐‐大庆的老人都退下来以后,大庆会搞成什么样子,他很担心。
我不赞成赵的做法,这是明确的。但说我是完全支持康的,我也没有这个想法。根据一些企业的经验和我的调查,我一直是这样一种认识:党委集体领导,离不开群众和职工的支持,所以必须很好地依靠职工代表大会;而发挥职代会在企业生产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作用,体现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又必须通过党委的渠道来做这些工作。厂长负责制要真正起作用,不依靠工人不行,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群众。因此,尽管渠道不一样,一个是党委要依靠工人,一个是厂长要依靠工人,但党委和厂长的最终目的,都是要使工人在企业里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个看法,我在1986年同长岭炼油厂同志交换意见时就说过。
我在武汉的分组会上发表了这么一个意见。新华社的记者喻权域很同意我的观点,把讲话整理出来了,想作为新华社的一个内部文稿发给各地。稿子交给我,我没有同意。后来,把其他的意见稍微充实了一下,这个讲话收到《邓力群文集》里面了。原来的题目是:&ot;党政分开,党要管党&ot;,后来改为:&ot;党政职能分开,党要管好党&ot;。
由于赵是总书记,他的权力大,声音也大,我的这些想法,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在企业领导管理体制上,中国搞现代化,实际上是学资本主义的。根据公有制的性质和我们自己的经验,究竟企业领导体制应该是什么形式的,还有待于把那些好的经验加以提炼。
&ldo;落选&rdo;之后:一九八八年之事
二回桂东老家
从1949年到1988年,湖南解放近四十年了。我离开家乡的时间则更长,将近六十年了。早就思念故乡了。退下来以后,无官一身轻了,恰好我的四哥建黄从美国回来,于是两人相约回桂东一趟。我父亲的儿女中,长房(即大哥)那一系有邓经元,四哥那一系有庆元的一个女儿,我们一家有老俩口和儿、女各一;我的姐姐有一个儿子在桂东,缺三哥的后代。一批人就这样一起回了老家。
回家后,在祖父坟前鞠了三个躬,献了一束花;在父、母坟前鞠了三个躬,献了一束花;在外祖父、外祖母坟前也鞠了躬、献了花。在老家没有住,在县里看了一下,住了两晚,路上也问了一些情况。
家乡确实有变化,县里有了公路、电灯,我们村也有电灯了。房子还是老的居多,少数几户盖了新房,大多数还是住老房子。老百姓可以吃饱肚子。衣服可以御寒,穿破衣服和带补丁衣服的人是很少的。但也只是这样一种水平,根本说不上富裕。桂东是全区最贫困的一个县,在全省是倒数第二。
最明显的变化,是教育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以我读书的流源小学来说,我读小学时,男孩子能读书,女孩子就不允许读书,当时小学里一个女孩子都没有。我们那时是完全小学,不能每年招生,隔一年招一次,完小是三个年级。一个年级只是四、五十人,合起来不过百把个学生。教师也只有三、四个人,包括校长。仅四、五人。这次回去看,女孩子不仅可以上学,而且人数已经不少了,据说入学率达90%以上。有了初中(九年制)。教师已经有三、四十个人。教育的变化比较明显。
乡镇的变化不大。因为是贫困县,在免除农业税、公粮和购粮方面,每家每户得到了实惠。扶贫救济资金每年有一点,但这些款项多数被各级政府用于建公房、私房了。我去的时候,桂东县扶贫年份快到期了,县里的领导希望我和省里说一下,再延长几年。湖南省委的负责人熊清泉不错,同意延长扶贫年份,一直延续下来了。国家的扶贫政策给地方的好处,各级干部比基层群众要多得多。这个问题,恐怕很多贫困县都是如此。在那些好的地区、县、乡,如苏南的张家港、河南的南街、北京的窦店,情况当然不同。这就使人想到,我们的宪法、党章和文件上写的,以及口头上说的,要求干部要为人民服务,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干部不能真正贯彻这个宗旨,按文件、条例来办事。有了好处干部先得,老百姓得不到多少,只能得点残羹剩饭。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这算是回故乡的一点感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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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北京召开《当代中国》丛书编写会议
到了5月份,在北京怀柔召开了一次《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工作会议,丛书各卷的主编或副主编都参加了。开会的第一天,北京市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都没有出席我们的开幕式,但他们却参加了与我们在同一个院子里召开的另外一个会,那个会是北京市工会的会议。这样一来,很多参加丛书编写会议的同志就议论纷纷了。当时的传说很多,有些参加会议的同志,就是来观察邓力群的表现的,因为两次落选了嘛。结果发现邓力群没有因为这件事垂头丧气,而是精神状态饱满。丛书的另两位主编马洪和武衡同志都参加了会议。这是自丛书开始编纂后三位主编同时出席的唯一一次会议,我感谢这两位老同志。
我在这次会议上讲了话,主要是针对否定&ldo;合作化&rdo;和&ldo;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rdo;的言论。当时,有一种说法:个体经济又重新发展了,私营经济也发展了。港澳台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来了,那么,50年代的&ot;三大改造&ot;不是白费力气了吗,即有不应该搞&ot;三大改造&ot;这样一种情绪。还有更为尖锐的言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因此,有人就不想编写这几卷书了。就这个问题,我发表了意见,我说:今天有今天的情况和今天的政策,过去有过去的情况和过去的政策,从研究历史而言,过去的政策是否符合过去的情况,如果符合,就应该说这件事就是对的,就应该肯定。不能因为今天的情况和政策变了,就反过来说过去都错了;如果没有&ot;三大改造&ot;,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根本无法确立,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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