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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1页）

对于应该改革什么，具体的意见，都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如，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成立过渡机构‐‐顾委；国务院系统应有自己独立的工作系统，不要事事问党中央。小平同志的这些意见都很好。过去，包括国家机关的工作，都要由党中央下命令，然后省委、地委照此办理。从那以后，国务院的事自己处理，写文件，不由党中央出面了。

关于企业的领导制度当时设想了几种方案。如管理委员会下面的厂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改变目前一切由党委说了算的做法，要加强厂长的责任。厂长负责制的几种方案要根据情况而定，这些提法，思路比较宽，不拘一格。在邓的这篇讲话中，原来有厂长负责制那么一段：后来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和经委袁宝华到下面去搞试点，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成厂长负责制，搞试点的结果是大家都不赞成。因此，此文第一次公开发表时，把厂长负责制这段删掉了。后来，彭真抓厂长负责制，搞了&ldo;三加强&rdo;，即加强党委领导，加强厂长负责，加强职代会的作用，才把原来讲的那段话重新恢复了。

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我们当时没领会到这点。从文字上看不出，他也没和我们讲。这篇讲话稿搞到一定程度后，由乔木进行修改。乔木在修改前，找了很多部门谈话。他的修改，不是从文字到文字，而是从内容上做了很好的补充、解释。这种做法不错。

这篇讲话当时是由华国锋领导的政治局通过的。华国锋看没看出讲话的实质，不得而知。其他人对此只是当做一种专论来对待，反应也不敏锐、不强烈，这里的内容与现实有什么关系？究竟要解决什么大问题？好像没有人发表这方面的意见。过了若干年，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赵紫阳抓这件事，胡耀邦也抓这件事，才对这篇讲话予以重视，成为他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理论根据。

忙碌的一九八○年

六准备邓小平一九八○年十二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还有一篇特别值得提出的重要讲话稿，就是小平同志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80年12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12月16日会议开始时，陈云同志讲了一篇话《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12月25日会议最后一天，邓小平同志也讲了一篇话，表示&ot;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ot;，提出&ot;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ot;这篇讲话的中心是&ot;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ot;，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篇讲话收进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标题也就是《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这个讲话是小平同志要我帮他准备的，我组织了一些人来搞，最后也经过乔木修改。乔木修改得最多的、最重要的是思想工作。提出四种精神，即：&ot;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ot;

这是&ldo;邓陈合作&rdo;最明显、最确定的一个标志。在三中全会以前，&ldo;邓陈合作&rdo;主要是在政治方面。陈支持邓出来工作，邓支持陈恢复了副主席的职务。邓陈配合合作，批评&ldo;两个凡是&rdo;，为&ldo;天安门事件&rdo;平反，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此后，&ldo;邓陈合作&rdo;主要在经济工作方面。1979年，陈提出&ot;调整、改革、整顿、提高&rdo;的八字方针，其中&ot;调整&ot;是关键。这时邓对陈提出的调整方针，给予全力支持。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经过争论，总算通过了调整方针。在实际工作中，有的部门和地方贯彻了，但从全国来讲，调整方针贯彻不得力，问题并未解决。到1980年11月底先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会议，接着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陈云讲了一篇活《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邓小平讲了一篇话，就是《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赵紫阳、胡耀邦他们完全赞成。从此之后，三中全会以后的比例失调的调整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到1981年，经济才开始正常发展。所以，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上，邓是支持陈的。可以说，从粉碎&ot;四人帮&ot;后的1976年底至1980年底，这四年里邓和陈合作得很好，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制定和实施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忙碌的一九八○年

七个体、私营经济的出现和我的态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在城市就是就业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在那时，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有20％一30％。而每年还有新生劳力几百万，很难安置。当时批&ot;文革&ot;、批&ot;四人帮&ot;，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下乡知青1700万人的回城安置问题。他们都是在&ot;文革&ot;期间上山下乡的。现在否定&ot;文革&ot;，批评毛主席，就涉及到上山下乡问题。在北京，对上山下乡，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最尖端的代表是于光远，他说上山下乡是历史的反动，而且还提出理论根据：历史的进程是把农村中日益增多的劳动力（农民）逐渐转成工人，而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城里的人赶到农村去，农村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因而是历史的反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领导失去了控制，于是知青不断涌回城市。北京青年回来游行、请愿，上海青年也从新疆回上海请愿，还出了几个头头，打出一些横幅，说毛泽东是最大的暴君啊，等等，他们卧轨、堵火车，要到北京请愿。生产秩序、社会秩序、工作秩序都被搅乱了，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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