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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0章（第1页）

严复一生同洋务派有密切联系，生活依附于洋务派，所以当洋务派同维新派的分歧逐渐明朗，斗争甫见尖锐时，他就像丢掉一个烫手的烟头一样，丢掉了民主言论。严复在政治上退潮最早，固然有其个人的原因，但整个说来，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禁不起阶级斗争的风浪的。动摇、变节、倒退是它的不易逃脱的命运。

康、梁跑到海外后的活动，将在以后去讲。他们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渐渐变成了主要是反对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他们也倒退到了弃绝民主、膜拜君权的立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维新派的唐才常等还图谋发动武装起义，未遂失败（下文还要讲到），那是维新运动之火的最后一点余烬。

直到戊戌年，维新派思潮是中国社会中最先进的思潮，但毕竟它只是主要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激动。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它再也不能起先进的作用了。维新派是付出了鲜血的，但付出鲜血的结果，并不是谭嗣同所设想的，维新变法运动能由此高涨而直到胜利，恰恰相反，倒是证明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维新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在维新派志士伏尸于菜市口的刑场上的时候，光绪皇帝被幽囚于中南海的瀛台。但光绪皇帝的失败同维新派的失败，二者的性质是不尽相同的。

前面已经说过，光绪皇帝并不真正是维新派的皇帝，他不可能真正实行维新派所主张的资产阶级路线。在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已经同帝国主义深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超越他的阶级地位而做出维新派所指望他做的&ldo;以开创之势治天下&rdo;，不可能由他来开创一个资本主义的天下。历史不允许他做日本的明治天皇。章太炎曾经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对于百日维新运动斗争作过一个分析。按照他的分析，光绪皇帝所担心的，是太后把他废置。他经过盘算，知道不实行变法，不能取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欢心，也就不能排斥太后的权力。他搞百日维新，是为了保自己的权位。如果那时太后死了，他能够独揽大权，他的那些&ldo;新政&rdo;也只会败坏下去，不但如此，他还可能反过来武力镇压坚持走资产阶级路线的人1。章太炎的这个推断是很有见地的。

光绪皇帝的失败是封建统治集团核心中的权位之争的失败。由于光绪皇帝利用维新派，又在争权斗争中被慈禧太后击败，陷入同维新派类似的境地，这就使人们很容易误认为他同维新派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前文又说过，光绪皇帝所执行的其实是洋务派的路线。那么他的失败是否表示洋务派的失败呢？不是的。事实上，政变以后，百日维新中所提出的带有洋务派性质的新政并未全部取消。

在当时，所谓变法是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的。一种是洋务派的变法，一种是维新派的变法。就前一种含义讲，慈禧、奕、奕劻、荣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并不反对变法，而且是这种变法的主持者。荣禄的党羽陈夔龙说：&ldo;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即慈禧太后‐‐引者）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即颐和园）还京&rdo;1。说慈禧太后不恨新法，那是指洋务派的新法。这个分析是不错的。政变后，监察御史王培佐上奏书作了一番&ldo;正名&rdo;的工作。他说：&ldo;今之乱者，窃变法之说，为作乱之谋，实则其人原不足与变法，其志亦不在变法，特借以谋乱而已。臣恭读屡次诏旨，罪其谋乱，并非罪其变法，使第以变法为罪，则彼转得末减矣。……今皇太后皇上于惩乱之余，取近所举行者，熟权得失，而更正之，一秉大公，断非以乱党曾经言及，遂概从蠲除也&rdo;2。这就是说，政变以后，还是要举起变法的旗帜来，不必一概反对百日维新中的新法。这个御史认为康有为之所以不可饶恕，是他假冒变法之名谋乱。他当然不懂得从阶级关系上来识别康有为的变法，但他主张对百日维新中的新法加以&ldo;更正&rdo;，也就是使其严格回到洋务派的轨道上来。

洋务派不但不是戊戌政变中的失败者，而且还是胜利者。这点是特别值得说一说的。

有的近代史著作沿袭康、梁著作用过的说法，把以光绪皇帝为首的&ldo;帝党&rdo;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ldo;后党&rdo;的对立看成是维新党与守旧党的对立。这种说法是不足以说明当时的斗争形势的。第一，光绪皇帝并不是维新党的头头，而且被认为帝党的人并不都是维新派。第二，这种两党对立的看法中没有洋务派的地位，而洋务派是当时政治斗争中的一个要角。洋务派在阶级立场上基本上是同守旧派一致的，但因为也讲变法，所以又似乎可以同维新派站在一起。洋务派插手于百日维新中，也可以说是参加了&ldo;帝党&rdo;，然而是在&ldo;帝党&rdo;内部同维新派进行斗争，以后又站在慈禧太后一边参与了扑灭维新派。张之洞就是这样的左右逢源、两面三刀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

张之洞插手百日维新，已见前文。军机四卿中的杨锐、刘光第就是他的人。光绪皇帝的许多新政诏书是按洋务派的精神写的，当然也和他们有关。湖南巡抚陈宝箴还曾电奏请求把张之洞调到北京。他的电文说：&ldo;变法事体重大，必得通识老成重望、更事多而虑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窃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忠勤识略，久为圣明所洞见，其于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讲求至为精审。似宜特旨迅召入都，赞助新政，与军机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筹，期自强之实效&rdo;1。陈宝箴与张之洞关系密切，许多事仰承张之洞的意旨。这个建议不可能不经过张之洞同意，或者就是他授意的。张之洞是想利用时机使自己能够进入中央政府，掌握大权。只是北京的政变消息没有立即传到外省，陈宝箴发出这个电奏时已在突发的政变后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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