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振生问:“手怎么黑了?”
老石墩看着他的两只手说:“刚切土豆栽子,叫粉浆拿(浸泡)的,听说你要走,手没洗。”
老石墩扇开一双黑手对着树上的布谷鸟说:“臭咕子,叫得真的心烦,都给我闭嘴!”
120.我是知青!
丢失过邮包以后,乡邮所的那扇漏着很大缝隙的门居然加了一把新的锁头。没有光照着,小锁头自己闪闪发亮。张渺把借来的自行车靠在锁住的门上。乡邮所后面的田地渐渐有些坡度,能看见一队提短把锄头的妇女往更远的田边走。谷子玉米的苗都没出土,她们往哪儿走呢。张渺喊:“邮局的,拿信!”乡邮员和女话务员正在房屋背后的土里种豆。这种豆在当地叫喜鹊翻白眼,油黑加纯白,一颗颗在女话务员的手上。她看见张渺说:“你咋三天两头来翻信,你们那一片有几个识文断字的,谁往你那旮写信?”女话务员很不情愿地开锁。还说:“谁的破车子,拿了!”
张渺没有找到父亲早该寄给他的信,他让父亲给他找出能证明自己1968年冬天下乡的材料。但是,父亲不回应。张渺趴着,想拉炕里的帆布袋。女人怀里的豆粒洒了,人变得更败坏。她说:“你咋净事儿,跟那帮具体户的恶鬼似的,你给我下来!”
张渺空着手,呆呆地站在春天里,他决定再给父亲写一封信。流传在锦绣的很多消息也到了张渺住的屯子,听说今年大量招工。张渺想:我又没杀人放火反革命,为什么我连自己是个知青都不敢承认?今年不走,我可能再没有出头之日,一辈子当老农了。
女话务员把豆种全埋进土里,才安心了,她跪在地上用力扎邮袋。张渺又来了,张渺说:“我这儿还有信,给我装上。”女人说:“赶明个儿吧,反正都一样。”张渺说:“今个儿和明个儿哪能一样!”女人说:“你这个矫劲(多事儿),八成明个儿就比今个儿快,口袋嘴儿都上铅坠了,不中了。”女人拖着邮袋去路边等邮车。
现在,张渺看见公社王书记在乡邮所电话交换台那儿,好像想打电话。
张渺是个胆子不大的人。但是,他突然很激动,他看见王书记穿件灰色干部服,脖颈上还衬着白的确良的假领子,叉着腰。
张渺说:“王书记,我是知青!”
王书记并不认识张渺,他有点儿奇怪。王书记问:“你是哪个具体户的?锦绣的知青多了。”
张渺说:“我没在户里,他们当我是回乡的,其实,我是知青。”
王书记大约明白了,他说:“你上嘴唇碰下嘴唇,想说是知青就是了?你有啥证明?是知青?你咋眯着不说?”
张渺说:“照相馆的王树林,他有啥证明,他咋变的知青?现在真假都不分了!”
王书记心里边害怕了,但是,他要撑住。王书记说:“王树林是外公社的事,你能证明你自个儿就行。”
完全没有事先的预想,张渺直接举起他刚写的信封说:“这就是证明。”好像那真是盖满了红色公章的证明材料。张渺马上用非常快而流利的速度报出了他八年前下乡的地区县公社大队生产队集体户,这一串汉字在张渺心里早默诵过无数遍。
王书记递给张渺一支烟卷。王书记说:“你去找主管这事儿的赵干事,补个表格不就完了,以后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干,早点儿抽工回去,咱不跟啥啥张树林、李树林的比,他是他,你是你,自个儿好,自个儿带着。”
张渺说:“你得给赵干事写条子。”
王书记找不到纸,只好写在张渺的信封上。那封并没赶上当日邮车的信,正面写着“张永库父亲大人收”,背面写着:
赵,见字给这个学生补表一张。王
邮车总是不来。女话务员在路边前倾着,好像在听车轮声,春天的风吹得她满脸的乱发。女话务员说:“又翻沟了?”这个时候,张渺正在锦绣公社大院里,见人就问赵干事。张渺想:简直是做梦,回到队伍,恢复知青名誉,我的天妈!做梦一样。
供销社外面,又有靠着南墙晒太阳的人了。五个或者六个,咿咿呀呀地唱,帽子扣在膝盖上,转在手上。几乎没有头发的光脑壳在冒汗。他们斜着眼看张渺。张渺感觉那就是他的亲人们。
121.告状
从秋天到春天,锦绣四队集体户的王力红成了沉默着的忙人,她几次离开几次回来,总是说她要告状。人们听常了,就像听王力红说她腰疼一样。麦子长出来以后,其他的庄稼都抓紧了下种。人都在大地里忙,只有王力红趴在集体户后墙她的那只旧木箱上,整天写字。写满几张纸,都团掉,王力红到外屋灶里引出火,把纸全烧了。坐在一丛丛鲜嫩的新马莲上休息的知青们对郭永说:“王力红告状,跑不了是告的你。”郭永坐在两只水桶间横着的扁担上,无所谓地颤着腿。郭永说:“告我什么?告我耍流氓?我从小到大就是流氓,还用她告?”郭永被提醒以后,注意了王力红。她除了早上出去倒她的专用尿盆,任何人都不屑一看。郭永没感觉王力红要告他。
早上,种地的人都在大雾里。王力红用十分钟洗那张很胖的脸,她搽雪花膏,又往手背上涂抹蛤蜊油。然后,王力红出集体户,朝北走,路口有一辆马车,两匹马。一匹正响亮地嚼长谷草,另一匹刚拉了热腾腾的粪蛋。而王力红已经走出了很远。两匹马想:那个往北走的女的,往那么远,种啥去了?马想事情的速度不快,一直想到看不见王力红,它们才停止。
教过私塾的老先生姓刘,干不动地里的农话,在一盘半沉陷在泥里的石磨上僵坐着。
王力红问:“你会不会写状子?”
老先生没听清,他问:“啥?”
王力红说:“我想求你写一个告状的材料。”
老先生突然从僵硬里活出来,他问:“你告啥人啥事?”
王力红说:“告人迫害知识青年。”
老先生并不是全懂了,但是,他说:“丫头给我往细里说说。”
听了一会儿,老先生听到男女之间的事情,他感觉他写不了这告状的材料。他说:“丫头,我连研墨的石头砚台都找不着了,我写不了。”老先生想:男男女女的埋汰事儿呵,咋写,恶言不上纸。连个证人都没有,具体户的丫头,啥话都说得出口!老先生离开磨盘走了,还顺着风,拉扯自己的耳朵,老先生想:以风为水,以水为净,我洗了耳根。
王力红追赶老先生,要求问几个字。
迫害。老先生写成了“偪害”。
肮脏。老先生写成了“骯髒”。
流氓。老先生写成了“流寇”。
现在,这些字暂时横平竖直地待在被太阳晒暖的土路上,老先生和王力红都走了。
老先生回家对做队干部的侄子说了王力红的事情。侄子说:“那是能把人告掉脑袋的!”老先生说:“说得太邪乎了,男女的事儿啥朝代也不犯死罪。”侄子说:“社员和具体户的女学生睡觉就是死罪,你没听匣子里播过?”老先生解着绑腿的长布。他说:“现如今的事儿说不好。”
王力红到锦绣供销社买了唯一的一种短蜡烛,农民嫌它燃烧的时间太短,叫它“磕头了”,意思是伏在地上磕一个头的时间就烧完。停电的晚上,她也在箱子上写告状信。夜里有人下地,王力红马上横过身子,挡住蜡烛的光,声音很低地说:“别借我的亮!”如果下地的人不理会,王力红就吹灭蜡烛,等那人回到炕上,她才划火柴,重新点燃“磕头了”。为了这个,她专门买了一盒火柴。
锦绣公社的干部都知道王力红在告状。
公社的人问大队:“谁咋的她了?”
大队的人问生产队:“谁咋的她了?”
后来,人们都以为王力红告状是个谎言或者借口,以为王力红是不想下地劳动。
小协理员几次看见拿黑色纱巾围住头的王力红,她缠着要上县邮局的嘎斯汽车。小协理员感觉王力红有点儿可怜,他过去劝王力红。小协理员说:“你告得了谁呢?你往公社告,领导起码还认识你,还可能帮你说话。”
王力红说:“我就要上县告!”
小协理员说:“你上县上省的,能告出个啥?”
王力红说:“我告我受迫害,有人迫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小协理员跑回公社。赵干事正拿红笔,在锦绣公社黑乎乎的图上标出八个红星,那是他预想要建的新知青集体户。为新房子下拨的木料都运到了。小协理员慌乱地说:“那个王力红好像魔怔了,弄不好有人要吃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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